仲长统

东汉灵帝光和三年即公元180年，仲长统出生于其时的山阳郡高平县，也就是山东省邹城市。仲长统生长在中下层地主家庭，因为他少时“好学，博涉书记，赡于文辞”，试想遭逢乱世且又是穷苦家庭出身的子弟，应该是没有条件去读书识字的。从现今保存下来的著作《昌言》来看，少时的统读书诵经、研习经典，尤好《礼》、《易》。至于弱冠之年，统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涯。时间大约是汉献帝建安四年，即公元199年。
历史上的公元180年至199年，正值汉末乱世。其间帝位由汉灵帝刘宏（168—189年在位），过渡到汉朝末代皇帝献帝刘协（190—220年在位）；年号几经更改，由灵帝光和（178—184，共7年）、中平（184— 189年，共6年），到献帝初平（190—193年，共4年）、兴平（194—195年，共2年）、建安（196—220年，共25年）。这些年号多有反讽之意，因为在当时，所谓的“和”、“平”、“安”已成为幻影。
在大动乱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仲长统，于二十岁时开始游学于青、徐、并、冀四地。其地域主要分布在今山东、安徽、江苏、河南、河北、辽宁一带，这是当时战乱最频繁地区。试想年轻的统在其间行走，目睹民生凋敝、战火纷飞、“白骨蔽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的场景时会是怎样的心情！统始游上党（在今山西黎城县南），与常林为友。常林，字伯槐，少时即有嘉名。太守王匡起兵讨董卓（约在190年之后），林因其叔父获罪，而“避地上党，耕种山阿”。高干召其为官，坚辞不受。后被并州刺史梁习举荐成为“南和县长”，治化有成，迁至太守、刺史，多为曹丕谋划。魏建国，拜尚书，封侯，官至大司农，徙光禄大夫。年八十三寿终。时论以节操清峻。据前述，统于199年游上党交接常林，而林规避于此近十年了。林比统年龄要大很多，对统也多有影响。
缪袭《上统〈昌言〉表》记载：“大司农常林与统共在上党为臣，道统性倜傥，敢直言、不矜小节。每列郡命召，辄称疾不就。默与无常，时人或谓之狂。”此间，统在州郡召唤下屡屡拒绝出仕。“常以为凡游帝王者，欲以立身扬名耳，而名不常存，人生易灭，优游偃仰，可以自娱，欲卜居清旷，以乐其志”，遂作《乐志文》和《乐志诗》。在复为尚书郎到离世的几年里，统可能像《乐志文》中所期待的那样过着“蹰躇畦苑，游戏平林”、“逍遥一世之上，睥睨天地之间”的日子。然而他终归是英年早逝，非但没有“永保性命之期”，相反比一般人离去的要早。他的主要著论是《昌言》，此外还有诗和其它文章传世，不过，在历史的沉浮中，远非来之面目了。

仲长统以 “人事为本、天道为末”的唯物主义武器,批判了两汉时期宗教神学的喧闹，他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.他是一位伟大哲学家和进步的思想家。 仲长统在政治思想方面 与当时流行的神权政治理论相对立，提出人事为本，天道为末，国家兴亡和社会治乱取决于“人事”，而不在于“天道”，主张废除三公（太尉、司徒、司空）联合执政体制，恢复西汉时实行的丞相执政制度，认为“任一人则政专，任数人则相倚。政专则和谐，相倚则违戾”。他对于外戚擅权尤加谴责，提出人君不可与掌权的大臣结为婚姻关系，已经结为婚姻关系者，就不要任用他掌权执政。
仲长统在法制问题上有以下主要观点：
一、因时势决定法律，繁简宽猛相济。他虽然持儒家“德主刑辅”观点，强调德教是“人君之常任”，而 “刑罚为之佐助”；但并不反对使用重刑。他主张“繁简唯时，宽猛相济”，当“□宄成群”，非严刑峻法不足以“破其党”时，则必须使用重刑。法律之繁简、轻重应当根据形势的需要而变化。
二、“治”、“乱”在于用法者。他认为，国家 “治”、“乱”，不在于“法制”的不同，而在于统治者执行“法制”的好坏。“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，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。均是一法制也，或以之化，或以之乱，行之不同也”。
三、恢复肉刑有利于惩罚“中罪”。西汉文帝十三年(前 167)下诏废肉刑，以髡、笞代替黥、劓、刖。此后，时有人提出恢复肉刑，东汉末期甚至开展争论。仲长统也主张恢复肉刑。他认为在死刑和髡、笞刑之间增设肉刑，有利于惩罚“中罪”。因为对“中罪” 杀之则太重,髡之则太轻,如果没有与“中罪”相适应的肉刑,必然造成执法上的混乱,使刑罚“轻重无品”，罪与罚“名实不相应”。